为什么 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生于1997年，已满25岁的他说， 之前自己没有太强的身份意识， 对“中国人”这个身份也没有特别的抗拒， 看着特区护照上 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又是香港身份的证明， 这是内地人没有的， 自然就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香港人。

家人也时不时和他谈论中共的历史， 包括国共内战、 文革、 大跃进、 “六四”天安门事件等。

John告诉BBC中文，还在上小学时， 新闻节目前会播放国歌，他并没有反感， 反倒认为画面颇为吸引人， 在08 奥运、神舟5号6号升空期间， 他都为此而感到光荣， 感到自己国家强盛。

但之后， 日渐认识到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些黑暗面，比如说民运人士如刘晓波、 李旺阳受到的不人道度的对待......往后又有中港矛盾， 内地人在香港抢购奶粉和贩卖水货问题......对国歌便开始感到厌恶， “到现在仍然感到这首歌很讽剌，这是一首鼓励你去革命的歌。”

John表示，让他真正确立“香港人”身份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 而到了2019反送中运动，对他来说，是一个实践作为一个“香港人”的使命。2012年政府强推国民育教育到2014年中国人大有关特首普选中候选人资格审查的决定，让他慢慢意识到所谓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原来是一个谎言， “那一刻感到很失望，对中国的印象更为反感”。

最近， John特地抽空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校园走走，这是培育他成长的一个重要地方，校园的每一个地方都承载着沉重而深刻的记忆。

2019年，香港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修例运动，而中文大学是一个重要战场，烽烟四起。 John也参与了这一场运动。他说，那些日子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不同岗位都有参与， 可能是物资支援及急救性质， 哨兵也当过， 不经不觉就越行走越前，”他说。

刚开始时他瞒着父母跑上街头抗争， 当他们知道了后， 初时并不理解， 认为这是一场以卵击石的对抗，对他的付出感到不值， 忧虑他作出无谓的牺牲。 经过多次沟通后，父母逐渐理解。

“以往香港人的价值观很现实， 买房子买车子， 成家立室…..” John 说，“然而，在反送中运动当中， 他们意识了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有民主、自由、法治才可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生， 于是很多人不顾自己，就是牺牲了自己前途也走出来去争取公义。”

John认为， 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分别是: 香港人对公义、自由、民主的坚持， 对不公不义的事勇于发声；在中国的管治下， 香港人仍然勇于发表自己的声音及反抗， 展现的是他们勇气及智慧。

“香港人有着无私精神， 不会光顾着个人利益， 愿意分担社会大众的伤痛。他能成为这一个群体的一份子， 让我不会感到孤单， 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对于7.1“回归”周年日，John 坦言没有特别感觉，冲其量是一个公众假期而己。对于未来， 他坦言很悲观， 新的选举制度令市民的真正声音不能被带入议会， 而香港政府一味效忠中共，不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上出发。

例如他说，第五波新冠疫情，政府在“与病毒共存”和“动态清零”间左右摇摆，对病人分流、全民检测，举棋不定，因为他们不是站在市民角度出发，而是一味迎合中央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安法下，执法界线模糊，让市民的自由空间继续收窄。

但John坦言自己没有计划移民， 而是希望留下来与其他香港人一起走这条艰难的路。“香港是培育我成长的地方， 这是我的家， 我仍然希望留下为这个地方付出，”他说。

六月早些时候，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情总结”之“市民身份认同感总结”， 报告显示，香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感跌至2017年6月以来新低；但与此同时，18至29岁青年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只得2%。

同样生于97年，今天十月将满25岁的刘学廉认为他是一名“中国人”， 2012 年反国民教育事件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 2014 年的“雨伞运动”及2019的反修例风波， 就更让他坚定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刘学廉成长于一个普通的香港公务员家庭，小时候父母没有刻意向他灌输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看升国旗、听国歌也没有特别感受。小学四年级，2008 年北京奥运开幕礼升国旗那一幕让他有了一份民族自豪。“哇， （当时觉得）我们的国家这么强劲， 很振奋，感到很自豪”。

然而，真正让他开始思考“中国人”身份是在2012 年反国民教育， 当时很多人认为，那是洗脑的教育。 但刘学廉说，他感到迷惑， 为何阅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会是一个问题并引起冲突， 于是他主动找老师讨论， 也去阅读教材， 发现并不如大家所指的的那样，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身份反思。

他回忆起高中时通识科有一课堂教导身份认同问题， 大部份同学都称声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的“香港人”， 是纯然的“香港人”， 那种对立情绪颇为强烈，让他感到不悦。

他说，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 自己注意到了香港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 感觉当时很多人希望把“香港人”和“中国人”两个身份进行割裂，自己也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之后的思考以及后来的反修运动， 帮助他确立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他说，两个身份没有冲突也没有矛盾，“中国人”身份是一个国民身份，而“香港人”是一个城市的公民身份，自己既是“中国人”， 也是中国的“香港人”。

刘学廉认为，中国人是比较大度及无私的奉献，愿意帮助其他人； 而中国香港人， 老套的说法就是坚强的狮子山精神： 刻苦耐劳， 团结互助。

2019年5月份，刘学廉刚大学毕业，六月就发生了反修例风波。那时候很多感情要好的朋友一夜之间划清界线，对立的情绪比2014年还要严峻，自己感到很不开心，感到大家没有认真坐下来讨论将来的路应该怎样走，找不到一个令大家喘息的空间。

香港的那种本土意识很强劲，同学之间可以一夜翻了脸，“他们的态度根本上很敌视，仿佛就是，沟通不到就直接把你踢出群外，”他无奈的说。

“那时候，感到很不高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什么有我们会有这个矛盾对立，甚至社会撕裂? 一家人吃着饭，尽管大家避谈政治， 从彼此的眼神和回避的目光，你会感受到那份隔膜，”他说。

他对BBC 中文表示，明白众多原因令年青人思想激进而上街抗争，甚至实施占领行动。 这缘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改变不到政府的施政，加上向上流动的空间及机会细小，甚至追赶不到生活的基本要求。

图像加注文字，

香港年轻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仍然有很多不同看法。

刘学廉说，自己不认同那些激进，甚至诉诸暴力的做法。

他认同现在青年人向上流动的机会真的很少，因此加入政党工作后，希望能提出一些政策去改变及倡议政府。

他认为，尽管香港已经回归25周年，但社会一直未解决人心回归的问题，港人未能完全认同己经完全回归中国的事实。他认为现在的年青人其实不太愿意去理解内地， 甚至对内地仍然有不信任的态度；他反问年青人，是否应该给予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国家?

生於1997年，已滿25歲的他說， 之前自己沒有太強的身份意識， 對「中國人」這個身份也沒有特別的抗拒， 看著特區護照上 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又是香港身份的證明， 這是內地人沒有的， 自然就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

家人也時不時和他談論中共的歷史， 包括國共內戰、 文革、 大躍進、 「六四」天安門事件等。

John告訴BBC中文，還在上小學時， 新聞節目前會播放國歌，他並沒有反感， 反倒認為畫面頗為吸引人， 在08 奧運、神舟5號6號升空期間， 他都為此而感到光榮， 感到自己國家強盛。

但之後， 日漸認識到中國人權方面的一些黑暗面，比如說民運人士如劉曉波、 李旺陽受到的不人道度的對待......往後又有中港矛盾， 內地人在香港搶購奶粉和販賣水貨問題......對國歌便開始感到厭惡， 「到現在仍然感到這首歌很諷剌，這是一首鼓勵你去革命的歌。」

John表示，讓他真正確立「香港人」身份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 而到了2019反送中運動，對他來說，是一個實踐作為一個「香港人」的使命。2012年政府強推國民育教育到2014年中國人大有關特首普選中候選人資格審查的決定，讓他慢慢意識到所謂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原來是一個謊言， 「那一刻感到很失望，對中國的印象更為反感」。

最近， John特地抽空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校園走走，這是培育他成長的一個重要地方，校園的每一個地方都承載著沉重而深刻的記憶。

2019年，香港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反修例運動，而中文大學是一個重要戰場，烽煙四起。 John也參與了這一場運動。他說，那些日子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不同崗位都有參與， 可能是物資支援及急救性質， 哨兵也當過， 不經不覺就越行走越前，」他說。

剛開始時他瞞著父母跑上街頭抗爭， 當他們知道了後， 初時並不理解， 認為這是一場以卵擊石的對抗，對他的付出感到不值， 憂慮他作出無謂的犧牲。 經過多次溝通後，父母逐漸理解。

「以往香港人的價值觀很現實， 買房子買車子， 成家立室…..」 John 說，「然而，在反送中運動當中， 他們意識了更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有民主、自由、法治才可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生， 於是很多人不顧自己，就是犧牲了自己前途也走出來去爭取公義。」

John認為， 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分別是: 香港人對公義、自由、民主的堅持， 對不公不義的事勇於發聲；在中國的管治下， 香港人仍然勇於發表自己的聲音及反抗， 展現的是他們勇氣及智慧。

「香港人有著無私精神， 不會光顧著個人利益， 願意分擔社會大眾的傷痛。他能成為這一個群體的一份子， 讓我不會感到孤單， 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對於7.1「回歸」週年日，John 坦言沒有特別感覺，衝其量是一個公眾假期而己。對於未來， 他坦言很悲觀， 新的選舉制度令市民的真正聲音不能被帶入議會， 而香港政府一味效忠中共，不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上出發。

例如他說，第五波新冠疫情，政府在「與病毒共存」和「動態清零」間左右搖擺，對病人分流、全民檢測，舉棋不定，因為他們不是站在市民角度出發，而是一味迎合中央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國安法下，執法界線模糊，讓市民的自由空間繼續收窄。

但John坦言自己沒有計劃移民， 而是希望留下來與其他香港人一起走這條艱難的路。「香港是培育我成長的地方， 這是我的家， 我仍然希望留下為這個地方付出，」他說。

六月早些時候，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一國兩制25週年中期民情總結」之「市民身份認同感總結」， 報告顯示，香港人的中國身份認同感跌至2017年6月以來新低；但與此同時，18至29歲青年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只得2%。

同樣生於97年，今天十月將滿25歲的劉學廉認為他是一名「中國人」， 2012 年反國民教育事件讓他開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及2019的反修例風波， 就更讓他堅定了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劉學廉成長於一個普通的香港公務員家庭，小時候父母沒有刻意向他灌輸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看升國旗、聽國歌也沒有特別感受。小學四年級，2008 年北京奧運開幕禮升國旗那一幕讓他有了一份民族自豪。「哇， （當時覺得）我們的國家這麼強勁， 很振奮，感到很自豪」。

然而，真正讓他開始思考「中國人」身份是在2012 年反國民教育， 當時很多人認為，那是洗腦的教育。 但劉學廉說，他感到迷惑， 為何閲讀自己國家的歷史會是一個問題並引起衝突， 於是他主動找老師討論， 也去閲讀教材， 發現並不如大家所指的的那樣， 於是就有了後面的身份反思。

他回憶起高中時通識科有一課堂教導身份認同問題， 大部份同學都稱聲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的「香港人」， 是純然的「香港人」， 那種對立情緒頗為強烈，讓他感到不悅。

他說，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 自己注意到了香港出現「去中國化」的現象， 感覺當時很多人希望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兩個身份進行割裂，自己也陷入了身份認同的危機，之後的思考以及後來的反修運動， 幫助他確立了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他說，兩個身份沒有衝突也沒有矛盾，「中國人」身份是一個國民身份，而「香港人」是一個城市的公民身份，自己既是「中國人」， 也是中國的「香港人」。

劉學廉認為，中國人是比較大度及無私的奉獻，願意幫助其他人； 而中國香港人， 老套的說法就是堅強的獅子山精神： 刻苦耐勞， 團結互助。

2019年5月份，劉學廉剛大學畢業，六月就發生了反修例風波。那時候很多感情要好的朋友一夜之間劃清界線，對立的情緒比2014年還要嚴峻，自己感到很不開心，感到大家沒有認真坐下來討論將來的路應該怎樣走，找不到一個令大家喘息的空間。

香港的那種本土意識很強勁，同學之間可以一夜翻了臉，「他們的態度根本上很敵視，彷彿就是，溝通不到就直接把你踢出群外，」他無奈的說。

「那時候，感到很不高興，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為什麼有我們會有這個矛盾對立，甚至社會撕裂? 一家人吃著飯，儘管大家避談政治， 從彼此的眼神和迴避的目光，你會感受到那份隔膜，」他說。

他對BBC 中文表示，明白眾多原因令年青人思想激進而上街抗爭，甚至實施佔領行動。 這緣於他們認為自己的聲音改變不到政府的施政，加上向上流動的空間及機會細小，甚至追趕不到生活的基本要求。

圖像加註文字，

香港年輕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仍然有很多不同看法。

劉學廉說，自己不認同那些激進，甚至訴諸暴力的做法。

他認同現在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真的很少，因此加入政黨工作後，希望能提出一些政策去改變及倡議政府。

他認為，儘管香港已經回歸25週年，但社會一直未解決人心回歸的問題，港人未能完全認同己經完全回歸中國的事實。他認為現在的年青人其實不太願意去理解內地， 甚至對內地仍然有不信任的態度；他反問年青人，是否應該給予自己一個機會去認識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