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份建國路二段

套餐甜品部分加價升級成「黑糖豆乳豆花」，可以任選3種配料，我選了粉粿、綜合圓、珍珠，黑糖豆乳非常香濃爽口，豆花本身豆香味也足夠，配料芋圓、地瓜圓、珍珠挺軟Q好吃的，粉粿帶點黏稠滑Q的口感也很不錯！下回想試試檸檬豆花～

單點的「豆蔣濃豆乳」可選擇無糖或低糖，無糖的喝得出濃濃豆香味，內用會比外帶還大杯，下次想試試鐵觀音豆乳、宇治抹茶豆乳！

《豆蔣 Chiang’s Tofu Pudding》

店家地址：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二段1-7號

營業時間：11:30-21:00 (無固定公休)

訂購專線：037-69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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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厦北站是深圳地鐵2号綫、10号綫、11号綫和14号綫的四線樞紐换乘站，是深圳地铁系统内第二个四线换乘站[註 1]，也是广东省第三个地铁四线换乘站[註 2]。車站主體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與彩田路交叉路口東側的地下，在深南大道北侧大致呈东西走向布置。

車站結構[编辑]

岗厦北站是一個地下兩層12米島式月台車站，總建築面積為10,600平方米[1]。

深圳地鐵崗廈北站14號線落客月台(崗廈北方向)全景圖

深圳地鐵崗廈北站14號線沙田方向月台全景圖(有列車停留)

深圳地鐵崗廈北站11號線未啟用月台(落客月台)全景圖

换乘方式[编辑]

本站的2号线部份设于交叉口东北侧，为地下二层车站；而10号线、11号线及14号线部份则设于交叉口中央，为地下三层车站。两部份以地下一层的换乘站厅连接。換乘方面，2號線與其餘三線均通過站廳通道進行換乘；10號線和11號線、14號線之間則通過月台節點進行換乘；11號線和14號線之間為平行同台換乘。

1. ^ 由于11号线列车利用福田-岗厦北区间内的存车线进行近似站前折返，故仅启用北侧碧头方向站台，而南侧落客站台在11号线延伸至红岭南之前则不会启用。

车站艺术

运营时刻表[编辑]

岗厦北站共计划設有二十個出口，目前开放中部的6个出口，除18出口外设有垂直电梯。

2号线车站部分[编辑]

• 2011年6月28日，本站随深圳地铁2号线东延段（世界之窗至新秀）而启用。

岗厦北枢纽[编辑]

• 2016年11月，钢便桥钻孔桩开钻，标志着岗厦北枢纽项目正式开工。
• 2020年5月，岗厦北枢纽主体结构封顶完成。
• 2020年7月，深南大道一阶段四期交通倒改完成，岗厦北枢纽从主体结构施工转入附属结构施工。
• 2020年8月18日，10号线正式开通，该线路经过本站。但本站的10号线部分由于地下街及岗厦北枢纽工程尚未完工，初期暂不开放，待地下街及枢纽工程完成后才会对外开放。
• 2021年8月，岗厦北枢纽14号线DK0+000～+394轨行区移交铺轨。
• 2022年10月28日，本站10号线、11号线和14号线部分随14号线[2][3]、11号线福田至岗厦北段[4]的通车而启用。

2号线时期车站布局[编辑]

车站楼层[编辑]

出入口[编辑]

未來發展[编辑]

未来，本站將與崗廈站以地下街連接，情況類同連城新天地（连接崗廈 - 会展中心 - 購物公園站）及華強北地下商業街（连接華強路站 - 華強北站 - 華新站）。

未來結構[编辑]

以下为11号线岗厦北至红岭南段通车后本站的配置。

2018年7月7日，岗厦北站10号线部分施工现场的四条电缆被挖断，导致深业上城、中广核大厦、东方新天地、广电大厦、建设银行大厦等用户停电，深圳供电局官方微博发表微博予以谴责。7月8日凌晨，深圳地铁官方微博称将组织施工单位进行抢修修复，同时启用备用电源供电，预计7月13日完成修复。深圳地铁也同时就此事表示歉意[5][6][7]。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尊称宋二小姐或宋慶齡先生，曾用名宋庆林、宋庆琳[3]，罗马拼音Soong Ching-ling，曾用英文名Rosamond，广东省文昌縣（今海南省文昌市）人，在上海及美国长大。20世纪中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革命家、中國國民黨总理及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在中國的第二任正式妻子。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曾经担任国家副主席并代行部分国家主席职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唯一一位女性及非中國共產黨黨籍履行國家元首職權者，1981年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在国共内战时期，她堅持孙中山的「聯俄容共」的政策，反对国民党“清党”。抗战爆发后，宋庆龄通电支持国共合作，并和宋家姐妹以「團結合作」的面貌示人，並筹建中国福利会，积极投身社会福利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务，并两次代理国家元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家元首，亦位居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列。1981年5月，她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人士。同月末，她因病于北京去世。

孙中山去世后，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孙中山先生尊称为国父，以表尊崇”。而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國民黨遷往台湾后，由于中華民國政府並未對中華民國國母有正式定論，台湾民間則另有其他的“国母”说法，如其妹宋美齡因抗日時期赴美演說作出貢獻[4]或者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來源請求]等皆曾被民间人士誉为“中華民國國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宋庆龄曾经代理国家元首的职务，1981年5月，在她弥留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为至今唯一拥有“国家名誉主席”称号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被中共尊称为“（宋）庆龄先生”、“孙夫人”；被总理周恩来誉为“国之瑰宝”（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正式题字；有同名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评价为“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虽然部分官方媒体和民间部分人士称宋庆龄为“国母”，但实际上，宋庆龄虽然获得了以上众多尊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从未授予她“国母”的称号。现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皆不使用“国父”、“国母”等词。

早年生涯[编辑]

宋慶齡籍貫海南島文昌（前屬廣東省）。宋慶齡出生於1893年1月27日。關於出生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东有恒路628号C（今東余杭路530號）[5]；另一种观点认为出生在川沙厅城[6][7]。父親是監理會傳教士及富商宋嘉澍，母親倪桂珍[1]。宋慶齡洋名是Rosamond。7岁时，她入读上海中西女塾[1]。

宋慶齡在上海中西女塾（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高中畢業后，1907年14岁时赴美国留學。先入紐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1]，其后考入歷史悠久、位於乔治亚州的衛斯理安學院獲得文學系學士學位[8]。就学期间，曾先后在校刊发表《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等文[1]。1913年6月畢業，8月29日到達日本橫濱。8月30日到達東京[9]:95。1914年底與父母回上海[10]:121。

结婚与婚后生活[编辑]

1914年，在日本接替大姐宋霭龄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與孫相戀[1]。雖然孫是宋家20年的朋友，宋慶齡和孫的婚事遭到其父宋嘉澍等人極力反對，因為孫比她年長27歲。孫與盧慕貞分居多年，協議離婚[9]:102。孫還有一兒兩女。只有當時還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對二姐表示支持。宋慶齡被軟禁在上海家中，從窗口逃出後，奔赴日本。

1915年10月7日，孫派朱卓文從東京啟程赴上海去見宋慶齡，出示孫電文及孫與盧之協議離婚書[11]:406。10月25日，孫與宋慶齡在日本東京結婚[9]:102。宋慶齡作為孫戰友、助手和學生，稱：「我願意這樣獻身於革命。」[12]:11210月25日孫與其在日本東京結婚，向同志聲言：「我愛我國，我愛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所支配。」[13]:611宋嘉澍趕到日本，但未能及時阻止婚禮。宋慶齡從父親與孫之交談中，「得悉我們的民國處在很大危險之中，因為袁世凱陰謀推翻它。一些國家在道義上和財政上支持著袁世凱，因為他們被其狡猾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陰險毒辣的宣傳所欺騙。我國民眾之聲被壓制。革命事業似乎無望。孫的某些追隨者，在絕望中把革命事業看作失敗的事業而放棄了」[13]:609。

婚后，继续担任秘书工作[1]。二人在1916年5月结束流亡后，由日本回上海[1]。并于1917年7月离沪赴穗，南下参加护法运动[1]。1918年8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宋庆龄随孙中山由广州回到上海，协助其著书立说，总结经验[1]。并代其起草电文，处理公务[1]。

1920年11月，粤军攻克广州，宋随孙中山离沪赴穗，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1]并于1921年夏，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任会长，并亲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战士。12月，为支持北伐，又率红十字会员抵桂林[1]。1922年5月，她偕红十字会会员多人，随孙中山从广州到韶关督师。6月，陳炯明叛變事件中，宋慶齡堅持讓孫中山先走[1]，稱「中國可以沒有我，但不能沒有你。」宋慶齡在逃亡過程中不幸流產，後終身未再有孕。同月，离穗返沪，用英文写出《广州脱险》一文[1]。

1922年8月，她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参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越飞的会谈，这次会谈确立孙中山“聯俄容共”政策。[1]2月，随孙中山离沪赴穗，重建大元帅府。[1]

1924年11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由广州赴北京，经上海取道日本北上，与冯玉祥举行会谈。[1]次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12月，由沪赴穗。[1]

孫中山病故後，宋慶齡于1926年1月當選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員。12月，先期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紧急召开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临时的领导核心五人委员会，包括宋庆龄、陈友仁、蒋作宾、吴玉章和鲍罗廷，左派控制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1]1927年1月3日，示威工人占领汉口英租界后，宋庆龄说服陈友仁和鲍罗廷，武汉国民政府迅速收回汉口英租界，而让法租界和日租界暂时保持原状[14]。4月，當時中國國民黨中，蔣介石一系的南京阵营在上海發動“清黨”。在如何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宋慶齡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堅持「聯俄容共」的政策，反对“清党”，[1]並堅決反對其妹宋美齡嫁給蔣介石。7月份，宋慶齡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1]，聲稱「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走上歧途」，從此與蔣介石一系決裂，7月15日，汪精衛也發動“清黨”，8月份，宋慶齡和陈友仁赴蘇聯莫斯科[1]，以後又旅居歐洲多年。

1928年3月，离开苏联前往德国柏林。[1]1929年5月，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1]1931年8月因母親去世，宋庆龄回到上海。

早于1933年5月初，宋慶齡由共产国际派駐中國代表發展秘密加入共產國際。據廖承志回憶，宋慶齡曾代表共產國際與他秘密接頭，調查叛徒名單，並且說「儘管過了將近五十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15]。而且共產國際代表評價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16]。

抗战时期[编辑]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宋庆龄到真如、吴淞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同月，与杨杏佛、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7月，组成“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8月，被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推选为名誉主席。12月，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大批中共「革命者和爱国志士」。

1933年年初，帮助越南的胡志明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恢复了胡与越共的联系。2月，在上海寓所与鲁迅、蔡元培等欢迎来华访问的英国作家蕭伯纳。9月，在上海组织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发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并被推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

1934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名，呼吁发起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8月，与何香凝等千人发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6年初，中共派出李云，负责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之间传递国民党高层的情报；1936年3月，宋庆龄向毛泽东派去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斯诺，11月借给毛泽东5万美元[17]。

1936年5月，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12月，西安事变爆发，宋庆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7月，在上海寓所会见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人。11月，她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12月，从上海赴香港。

1936年底西安事變爆发，宋慶齡主張國共兩黨合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是國共再次合作後，她也沒有重新加入國民黨。抗日戰爭期間，宋氏三姐妹再度聯合，在重慶期間，宋美齡與宋慶齡之間有一條特殊電話專線「2080」。宋氏三姐妹曾多次共同出現在公眾面前，以「團結合作」的面貌示人。

1938年3月，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6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1939年3月，在香港的国际妇女节集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的演说。11月，发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

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宋慶齡就此事件通電譴責國民政府。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编辑]

1945年9月，在重庆同正与蒋介石进行和平会谈的毛泽东会见。12月，离重庆回到上海。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

1946年7月，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194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加聘宋慶齡、胡毅生、劉哲、魏懷、陳其采、許崇智、陳樹人、陳策、張鈁、堯樂博士、迪魯瓦、蕭萱、李根源為政府顧問[18]:8336。4月23日，宋慶齡受聘為世界婦女公民協會名譽主席[18]:8341。9月，发表声明，否认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的竞选。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即將結束之際，宋慶齡留在了中國大陸，沒有和宋美齡、蔣介石等一起去台灣。当年6月，中共中央委託鄧穎超，帶上毛泽东[註 2]、周恩来之信[註 3]專程至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建国大计[19]: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

1949年9月，她应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10月1日，宋庆龄作为国家副元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宋慶齡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被推選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简称“救总”）主席、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1]。1950年代，宋慶齡曾訪問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1]。尽管成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出任正国级职务的女性，位列国家主要领导人，但宋庆龄在政治方面並不活躍，而主要活躍在婦幼衛生、文化教育領域。并继续筹办基金會，為世界各地婦女和兒童的福利籌集資金[1]。

1950年4月，宋庆龄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8月，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继续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

1951年9月，在北京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并将10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交给中国福利会作为创办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之用。1952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10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12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約瑟夫·斯大林[1]。4月，被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4年9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1]，成为政治排名仅次于四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国家主要领导人。12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

1955年1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1]。8月，出席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1]。12月，她以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身份访问印度[1]。1956年1月，宋庆龄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到访缅甸和巴基斯坦。8月，又到访印度尼西亚[1]。

1957年9月，当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11月， 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到访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1]。

1958年6月，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与董必武共同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再次成为国家副元首，在官方报道顺序中排名第三，仅位列在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1]。

1961年5月，在其上海寓所会见毛泽东。9月，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963年4月，从上海移居北京，此后定居于后海北河沿46号官邸[1]。

1964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她与董必武两人再次当选为国家副主席。1964年2月，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陈毅到访锡兰，并举行大范围会谈[1]。

10月，任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讲话。同月，新华社受权发布消息：《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

1968年10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被免职及开除出党，她与另一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代理国家主席的职务。

1972年1月，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参加原外交部长陈毅的追悼会。9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何香凝的追悼会并致悼词[1]。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隨着国家主席职务被正式废止，她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1]。

1976年1月，参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追悼会；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宋庆龄以副委员长身份代理委员长职务，名义上成为中国国家元首，并参加朱德的追悼会；9月，参加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追悼会[1]。1977年9月，参加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仪式[1]。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四人幫的江青指使下，上海的造反派指宋家是資產階級，故把宋慶齡父母的墳墓毀壞，並對宋慶齡進行迫害，令宋慶齡的身心受到巨大傷害。在周恩來提議下，毛澤東批准了一個「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主要包括高級民主人士和国务院组成部门主要领导，宋慶齡被列為点名保护的第一位。文革结束后，她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愤怒地痛斥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关于她对宋美龄的称呼也不再直呼其名，改回“美美”，还特别关注宋美龄的新闻。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在1949年以后没有公开往来，但在私下仍有联系。宋庆龄曾托人捎带过丝绸和中医药品，宋美龄也回赠过一些珍贵的国外产品。宋庆龄臨終時還希望宋美齡能來到中國大陸再見上最後一面，但遭到宋美齡拒絕[20]。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代委员长宋庆龄主持会议，并作开幕讲话。其后，她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当选为委员长[1]。6月，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9月，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并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

1979年6月，宋庆龄副委员长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华团、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10月，以国家副元首身份在北京寓所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1]。

1980年1月，参加全国政协举行的元旦茶话会。3月，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词。同月，参加全国妇联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70周年举行的联欢会，并致祝词。5月，参加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追悼会。10月，任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委员[1]。

1981年2月，宋庆龄的贴身仆人李燕娥去世，宋庆龄悲痛万分，为其立碑安葬于宋氏墓地。

1981年5月8日，宋庆龄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讲话[1]。

1981年5月，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冠心病病危。5月15日晨，前来探望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受中央委派，提及宋庆龄曾于1957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事，询问陷入昏迷的宋庆龄是否愿意再次申请入党，重复三遍得到宋庆龄的肯定[21][22][23]。同来探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当即转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同时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的决定》[24]。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慶齡在其北京寓所病逝，享年88岁。20时40分，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公告，宣布为宋庆龄举行国葬。

宋慶齡治喪委員會曾发电邀请台北方面的宋美齡、蔣經國参加宋庆龄国葬。5月30日，宋美齡函電蔣經國，表示拒绝北京方面的邀请，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行的宋庆龄国葬[註 4]。1981年6月1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表示宋慶齡治喪委員會的电文“詭詐邪惡，自當置之不理”，并指示台湾党政军方面“提高警覺、小心處理、加強防務”[註 5]。

1981年6月3日，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兼全國政協主席邓小平致悼词。6月4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上海市万国公墓（后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隆重举行宋庆龄同志骨灰安葬仪式，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她父母墓地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1]

个人生活[编辑]

宋庆龄有一姊、一妹和三个弟弟。姐姐宋靄齡嫁给了孔祥熙，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妹妹宋美龄嫁于蔣中正，而弟弟宋子文是國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長和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后宋氏姐弟各奔东西：

1. 宋靄齡（1889年7月15日－1973年10月18日），移居美国。
2.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留在上海，后移居北京，终葬于上海。
3. 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移居美国旧金山。
4. 宋美龄（1898年3月4日－2003年10月23日），移居台湾，蔣介石逝世后移居美国纽约。
5. 宋子良（1899年－1987年5月11日），移居纽约。
6. 宋子安（1906年－1969年2月25日），移居香港。

宗教信仰[编辑]

宋庆龄青少年时期深切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宋家宗教氛围浓厚，母亲每日举行家庭祈祷，送子女到主日学，并要求他们去教堂听道。宋庆龄童年常跟随母亲不求回报外出救济穷人，体悟基督教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博爱”[26]。

宋庆龄婚前一直被教导不可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与孙中山结婚后，看到了另一个“耶稣基督”。宋庆龄认为，孙中山“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教义和他自己的主义之间有任何矛盾。对他来说，社会革命就是把基督教义付诸实施。”基督教教义中提倡的平等与博爱，成为他们进行革命的武器[27]。随着年龄、阅历和科学文化的提高，宋庆龄愈益淡化宗教观念而强化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28]。

宋庆龄从1950年代开始有否认基督教的无神论主义言论，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1966年，宋庆龄致函友人爱泼斯坦，在信中否认孙中山是虔诚的基督徒，明确表示她和孙中山俩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宋庆龄回忆道：「孫中山明確地告訴我，他從來不信甚麽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29]。但基督教教义的部分精神深深地留存于宋庆龄心中。1978年，宋庆龄致函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坦言：“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26]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达林曾在1922年到广州拜访孙中山。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孙中山“给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宋庆龄，她当时三十二岁，但看起来要还要年轻一些，她同丈夫讲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国外长大的，不懂中文。”（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2-113页）这里“不懂中文”应指不会讲国语。宋庆龄既不会讲国语，也不会粤语，而孙中山也不会上海话。她跟孙中山之间除了英语，没有别的选择。

《牛康上海话读本》有如下一段：“据说，当年宋庆龄与廖承志私下交谈讲的是英语，因为宋庆龄说带有浦东川沙口音的上海话，廖承志说的是广东话，而他们的‘国语’（即后来的普通话）又说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所以干脆就用英语来交谈了，他们讲英语很流利，双方都能听懂。”（第175页）。这个传闻，可从宋任穷的回忆得到证实。1981年5月15日，在宋庆龄病重之际，廖承志受命到宋庆龄病床前传达中央关于接受她为共产党员的决定，廖承志“先用汉语讲一遍，后用英语又讲了一遍，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宋任穷回忆录》第508页）[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