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協國家發展工業的優勢為何

根據勤業眾信「2016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標」報告,受惠於人口紅利、靈活的製造能力與快速成長的經濟與市場需求,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印度、越南等「強力五國」因應而生,逐漸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其中四國位於近在咫尺的東協。

政府近來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希望促成台灣與東協各國經貿、科技、文化等密切交流。在全球各地經濟成長趨緩、中國經濟轉型及工資上漲之際,新南向政策適時提供台灣企業在國際尋找新布局的選擇。

留心各國稅制差異 為引資而不斷調整

東協十國經濟快速發展,各會員國皆有不同幅度的租稅制度改革,以吸引外資企業投資。

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屬經濟發展較高且租稅體制較完善國家,然而近年柬埔寨、緬甸等國家興起,亦吸引眾多台商,視為南進的選擇之一。

目前東協各國公司所得稅率,從17%到30%不等,其中新加坡稅率最低,菲律賓稅率最高,各國近年皆有下修之趨勢。

為吸引投資人,東協各國近年來分別進行眾多改革,例如外人投資及工業發展政策改變、強化基礎建設、協助外國投資人投資及稅制的改革。

印尼、馬來西亞及緬甸更新租稅政策;泰國延緩調增增值稅稅率的計畫;汶萊宣布簽訂多國簽訂租稅協定等。

在經濟共同體成立前,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早已於2010年達成零關稅協定,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亦已於2015年底達成零關稅 (部分商品將於2018年全面達成零關稅),完成東協十國區域內貨物流通全面零關稅的目標。

東協十國亦制定共同目標,致力增加各國與其他國家之租稅協定、與國際稅務資訊交換之趨勢接軌等。依國際租稅發展趨勢,各國亦將重視反避稅、移轉訂價等議題,並探討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對各國財政之影響等。

台灣東協經貿密切 但出口競爭力削弱

台灣不僅是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的重要貿易夥伴,東協也是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及第二大出口市場。

但隨著東協經濟共同體成立,在貨品、服務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的基礎上,可能快速帶動東協區域內投資與貿易成長,對台灣造成貿易及投資移轉效果。

擁有充足勞動力、龐大內需市場,加上經濟共同體將整合成員國間文化、經濟發展等差異,有助於東協供應鏈形成。

台灣與東協目前並非經濟合作夥伴,也尚未加入由美國主導的TPP等任何區域經濟整合,台灣商品進入東協可能因此逐漸削弱競爭力。

經建發展參差不齊 應特別注意差異性

東協各國紛紛提供租稅優惠,加上成員國之間的關稅減讓、貿易便捷化與投資自由化,吸引全球企業前進東協投資。但東協各國發展情況不盡相同,同時包括已開發、開發中及未開發國家,許多國家基礎建設仍有不足,財政與法律體系等制度亦未臻健全;各國政治、文化及社會背景也有很大差異,未來諸多整合項目有待持續努力。企業進行投資評估時,應特別注意這些差異。

即中、日、韓、紐、澳、印度)等形式在各領域廣泛建立合作關係。在推動經貿自由化方面,目前東協已與中國、日本、南韓、紐西蘭、澳洲及印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全面經濟合作協定,最終將建立一擁有30億人口,年經濟產值達9兆美元之自由貿易網絡。   「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已於2010年全面實施,中國與東協6國,即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及汶萊,將工業產品關稅降到0%,與另外東協4國,即緬甸、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則至2015年將關稅降至0%。東協與南韓甫於2009年6月「東協-韓國紀念高峰會」中完成全面FTA簽署、東協與紐澳於去年2月第14屆東協高峰會後簽署FTA、與日本則於2008年4月完成簽署「東協整體與日本經濟夥伴協定」,盼與區域外貿易夥伴逐步達成關稅減讓、消除非關稅貿易障礙等目標。

六、金融危機與清邁倡議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東協加三」13國共同成立「清邁倡議」(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建立多邊換匯機制,以解決金融危機所造成之資金短缺問題。2009年2月東協加三財長會議將清邁倡議基金由2008年之800億美元提升至1200億美元,藉由多邊金融機制共同因應2008年年底以來之全球性金融危機。2009年5月東協加三財長會議確定「清邁倡議」出資比例為東協國家出資20%,中日韓出資80%,並於年底宣布正式簽署『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該協議於本(2010)年3月24日正式生效。
2008年底發生之全球性金融危機或有可能刺激東協增加區域內貿易,以因應區域外貿易夥伴(例如美國)進口需求減少之危機。惟東協迄無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於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時,各國為保護本國經濟而多有限制性貿易措施,造成削弱FTA協定之效果。因此,儘管東協宣示於2015年建立經濟共同體,且其整合程度確較20年前深,惟東協屆時欲達到歐盟之整合程度似無可能。

七、人權議題
2008年10月東協十國批准東協憲章。人權記錄不彰國家如緬甸、寮國、越南及柬埔寨對憲章規定成立東協人權組織態度猶豫,汶萊與新加坡也持保留態度,擔心此舉可能使東協有權干預成員國內部事務。在各方協調下,無視印尼及菲律賓反對,東協將此人權機構定調為「東協政府間人權委員會」(AICHR),惟將不具強制力,成為沒有實權之機構。

八、緬甸問題
東協憲章雖對共識決及不干涉內政原則未能有所改變,惟2008年緬甸納吉斯風災之例,顯示東協願以更強硬手段解決問題。緬甸軍政府在風災後原僅同意有限度之國際援助,並堅持由軍方分配救援物資,東協因此召開外長緊急會議並發表宣言表示,鑒於風災損失前所未有,籲請緬甸軍政府允許更多國際救濟組織人員進入災區協助,東協秘書長素林並前往仰光交涉,終使緬方同意國際援助人員入境。然緬甸反對派領袖翁珊蘇姬迄今仍遭軟禁,顯示東協因拘泥於前述兩原則,而使其在推動人權及緬甸議題上仍有其局限性。東協國家因各自利益考量,使其對緬甸違反人權之舉作為殊異,如泰國發電量20%仰賴自緬甸進口的天然瓦斯,以致其與其他人權記錄不彰的國家均不希望因干涉緬甸事務而影響自身利益。

九、東協與中國關係
1997年中國加入「東協加一」及「東協加三」對話機制,2002年11月雙方簽署「東協與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正式啟動建立雙方自由貿易區進程,預定於2010年與東協原始六國完成區域內商品貿易自由化,2015年與東協十國完成全面商品貿易自由化。
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計畫除降低或取消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外,還包括服務業與投資自由化,智慧財產權與排除技術障礙等,其合作內容超過早期之貿易協定,形成彼此經貿關係更緊密之結合,加速區域整合功能。導致日、韓等國競相加入東亞區域整合之發展。
除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中國更挹注龐大資金予東協國家,2009年4月12日中國外長楊潔篪宣佈設立100億美元的「中國-東協投資合作基金」,加速兩造間基礎設施之通聯及中國將於未來3至5年內向東協提供150億美元信用貸款,包括17億美元優惠性貸款等,均使中國與東協國家關係愈加深廣綿密。

歷經長達八年的談判,全球最大的自由經濟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預計將於2020年上路。這個由東協十國共同發起,獲得中、日、韓、紐、澳和印度等多國響應的多邊經濟協定,是繼去年底完成簽署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之後,第二個即將達陣的全球大型經濟協定。有別於CPTPP因美國退出而顯得黯然失色,RCEP儘管最終未能涵括人口高達13億的印度,但參與國的經濟產出仍占全球近三分之一,高於CPTPP的13%,潛在經濟效益不言可喻。

不論是RCEP或CPTPP,皆有濃厚的東亞區域經濟色彩,而東南亞國家更是兩大經濟協定的主要交集。自上世紀末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東南亞國家的經貿互動伴隨著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浪潮逐漸加深。

除了外界熟知的新加坡和人口僅約40萬的汶萊已躋身高人均所得國家之林,其餘東協國家憑藉著年輕勞動力和內需市場,努力吸引全球外資青睞。去年7月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後,引發中國製造業外資廠商的大遷徙潮。一般咸認,不論就地理區位、要素稟賦或區域經濟整合等多方條件考量,東南亞地區將成為全球經貿環境變遷下紅利匯聚之地,而當中的東協五國─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更有機會在中美貿易持久戰下,成為獲益最多國家。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統計,2018年東協五國合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金額(FDI)逾3兆台幣(約1,006億美元),占東協五國GDP比重逾4%,高於全球平均的1.4%,也優於中低、中等及中高所得收入國家的1.9%。細探東協五國FDI來源,除了荷蘭在馬來西亞FDI排名第三,以及美國在泰國和菲律賓FDI分占第四和第五名之外,其餘主要以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為要角。其中,日本在東協五國的布局最為完整,韓國集中在越南,而中國則是在一帶一路政策助攻下,東協五國皆可見到來自中國的投資足跡。以人均所得來看,雖然東協五國經濟發展尚處中低收入水準,惟近20年來,透過招商引資和基礎建設投資,五個國家已分別在不同產業範疇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產業群聚,除供給內需外,並積極融入全球供應體系,成為台灣、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等全球主要製造業供應鏈夥伴。

近年經濟成長最快速的越南,該國擁有著名的電子和紡織產業聚落。位於北越的北寧、北江、永福、河內、海防,是越南出口型電子業聚落,而南越的胡志民、平陽等地區,除了有支應內需的電子業聚落外,紡織業群聚的發展也相當成熟。人均所得約7,000美元的泰國,以機械、汽車及零組件,以及電機電子等產品聞名,產業聚落主要集中在曼谷周遭的中北部區域。受惠於日系集團的長期投資,泰國汽車產業在東南亞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汽車產量與出口排名亞洲第三和東南亞第一,更有東方底特律的別稱。此外,泰國硬碟產量全球第二,同時也是東南亞最大的家電製造基地。人口高達2.6億的印尼,是東協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日系汽車品牌透過直接投資設廠攻下了印尼90%的汽車市占率,印尼爪哇島和巴淡島目前也已建立起完整的紡織、製鞋和電子業供應鏈。人均所得排名五國最高的馬來西亞,是東協最大的醫療器材市場,且因為擁有石油、天然氣、棕櫚油和油脂化學等資源,馬來西亞建立起化工和橡膠產業聚落;尤有甚者,半導體、太陽能、工業電子等產品也是馬來西亞的外銷主力。而菲律賓雖然不若其他東協四國擁有相對多元的產業群聚,但日系和美系資訊電子業者在當地的深耕布局,也造就了菲律賓現有的電子產業群聚。

如前所述,為避免遭受中美兩國互徵關稅波及,眾多跨國製造業者採取分散產能布局策略因應。對於東協五國而言,除了生產要素的數量與價格具有競爭優勢之外,更重要的是,東協目前已打造了綿密的自由貿易網絡: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東協與中國自貿區、東協與韓國自貿區、東協與日本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等,在相關協定的助攻下,赴東協布局的業者,除享有區域內低稅率或免稅優勢之外,亦可以東協作為拓展歐美市場的新根據地。

政府自2016年推動「新南向政策」,期以南進取代西進,藉此分散市場與投資風險,然以後見之明的角度觀之,新南向政策或有助於降低我產業過度集中投資中國市場的風險,但對協助我產業開拓東南亞市場的績效卻乏善可陳。

此外,令人憂心的是,在東南亞區域逐漸完成經貿整合拼圖之際,我國至今對於參與重要的經貿協定仍停滯不前,相較於其他已加入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國家,未來恐將使我業者在經營東協市場時處於更加不利的位置,同時亦可能加速東協國家對我產業的磁吸效應。倘若如此,則不禁令人好奇,新南向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究竟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