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山 東埔帝綸溫泉渡假大飯店處於東埔溫泉區 (玉山溫泉區, 又稱玉山之泉) 入口處，海拔1,120m，春櫻、夏瀑、秋楓、冬梅，四季美景不絕，加上豐富的自然景觀, 古老布農文化與優質的溫泉,更是往返阿里山國家公園與日月潭國家風景區之中點風景區，東埔溫泉絕對是個一年四季都好玩的旅遊點。 尋訪春山．坐擁夏林．興懷秋意．臨對冬境，尋找心靈角落, 聆聽身體與自然和諧聲音，身心解碼, 充實心靈帳戶，人與自然美麗邂逅 Show
來自玉山最純淨的溫泉水, 來自玉山最純淨的水, 簡稱玉山之泉 快速訂房Online Reservation入住日期:南投有多處溫泉勝地，其中「東埔溫泉區」坐落在海拔約1,200公尺、南投信義鄉陳有蘭溪畔，也就是玉山國家公園的山腳下，四季如春、冬暖夏涼。從日據時代開始，就有了溫泉浴場，加上春櫻、夏瀑、秋楓、冬梅的四季美景，聚集不少溫泉飯店、會館和民宿，編輯這次就幫大家整理出12間東埔溫泉的泡湯推薦囉！ 東埔溫泉住宿：東埔帝綸溫泉渡假大飯店位於海拔約1,120公尺的東埔溫泉區入口，面對玉山北峰，「東埔帝綸溫泉渡假大飯店」除了擁有優質溫泉，還有著豐富的自然景觀以及原住民文化，是當地知名的老牌飯店，走進大廳可見原住民舞蹈和藝術點綴，感受到濃濃的布農族風情，客房就有大片景觀窗能眺望美景，也有按摩浴缸可以讓人盡情放鬆身心，溫泉設施包含VIP尊爵男女裸湯、2F露天湯、5F室內洞窟式水療、半露天情人湯及2人和式湯屋，尤其是室內洞窟式水療，融入具大自然風味的造景，深受泡湯愛好者推薦。
東埔溫泉住宿：達谷蘭溫泉渡假村渡假村名字源於「takulan」，是日本統治時期，到此地開發見到山谷壁側有許多野生蘭花而命名，想當然爾，園區內不只有蘭花，更種植了梅、櫻、楓、桃、李、聖誕紅、九芎等。同樣位於海拔1,120公尺，在這依山而建的溫泉度假村裡，打開房門即可見壯闊的玉山群峰、觀日出、看夕陽、賞星辰都會很令人驚艷！很棒的是每個房間都有15~16坪，木質調風格，舒適典雅，設施有溫泉咖啡廳、溫泉料理餐廳以及獨立的半露天景觀按摩湯屋，對了！女主人還專研高山烏龍，喜歡品茗的旅人也可以和女主人互相交流。 東埔溫泉住宿：沙里仙渡假村擁有原湯溫泉的「沙里仙渡假村」也位於「東埔溫泉區」，泉水溫度在夏天約 40°C、冬天約 50°C，泉水豐沛，在2006年落成一棟一棟質樸溫馨的小木屋，從雙人房至八人房的設計，在渡假村裡可以呼吸新鮮空氣，又有遼闊的視野賞景，環境氛圍猶如置身異國般輕鬆自在，設有獨立的泡湯木屋、豪華泡湯SPA池，編輯推薦給兩三個好友家庭一同前往。
東埔溫泉住宿：沙里仙渡假飯店不要傻傻分不清，雖然上一家所介紹的「沙里仙渡假村」和「沙里仙渡假飯店」同樣位於南投的東埔溫泉，不過這是兩家不同的泡湯地方喔！「沙里仙渡假飯店」是樓高6層的飯店建築，內部為新式具現代感的裝潢，每間房都有獨立的溫泉衛浴設備，飯店本身溫泉設施包含了露天瀑布男女溫泉區、蒸汽浴、檜木桶溫泉浴、煮蛋池等，而且飯店另外設有農特產中心，當地自然環境所產出的農特產品，天然無毒，品質保證自然不在話下。 東埔溫泉住宿：真和園溫泉小木屋充滿鳥語花香、綠意環繞的「真和園」，就像一處遺世獨立的世外桃源，它是「東埔溫泉區」第一家合法經營的民宿，在民宿主人用心經營之下，園區的景觀依舊維護得很好。 一棟棟小木屋座落園區內，與梅、李、桃、櫻等花草樹木交錯其中，分別是「森活日式湯屋」、「單床雙人小木屋」、「雙床四人小木屋」，其中「森活日式湯屋」設有日式洗石子浴池、開放式天井、分離式浴廁。民宿主人特別推薦自家餐廳的「香烤土雞」，因為是自己飼養的放山雞，所以肉質Q彈有勁，而且用特製香料醃烤，美味難擋啊！
東埔溫泉住宿：蟬說雅築「沙里仙溫泉農場」是「蟬說雅築」的前身，也算是一個日式風格的泡湯秘境，從停好車向主建築前進時，心中就浮現出靜謐、放鬆心神的一種感受，也許是被日式禪風的環境所渲染。這裡的房間都能聞到淡淡的檜木香氣，而溫泉設施共有三種，為大眾的「天池」、具備隱密性的「秘境池」和「仙境湯屋」，泡完湯可以到門廊休憩區的涼蓆上坐坐，發呆放空、沈澱自己，又或者享受店家的「脆皮吮指雞」，外皮酥脆、肉嫩多汁，吮指回味，只是記得要先預訂才有得大快朵頤啊！
東埔溫泉住宿：東光大飯店東埔溫泉周遭的景點眾多，想要到「彩虹瀑布」也可以安排位於熱鬧街市上的「東光大飯店」，來回「彩虹瀑布」約一個半小時，只要在下午1~2點左右抵達，陽光折射於瀑布上，就會映出一道迷幻的彩虹呢！飯店本身很local，沒有華麗裝潢，相對其他介紹的泡湯之處也稍微舊了點，不過房間還算乾淨簡單，櫃檯人員也有著親切的服務態度，比較特別的是飯店有水上籃球池，也就是溫泉泳池邊上架設著籃框，想好好享受泡湯也有露天冷熱池。 東埔溫泉住宿：勝華溫泉大飯店「勝華溫泉大飯店」位在「東埔溫泉區」的最上端，離溫泉源頭相當近，環境秀麗，可以俯瞰東埔全景，與塔塔加、羅娜、望鄉等原住民部落相鄰，因此也能體驗到原民文化，客房有和式、典雅、簡約等不同風格，泡湯設施除了房內附設的，還有公共的半露天溫泉SPA池，水質清澈華潤，而且百年樟樹環繞，就像置身於山林秘境中泡湯，此外，因為地理位置關係，冬暖夏涼，所以飯店沒有冷暖氣的設備唷！ 東埔溫泉住宿：東埔源頭溫泉民宿東埔這個地方是原漢共居，其中又以布農族居多，「東埔源頭溫泉民宿」就是布農族人所經營，而這民宿又被當地人稱作「喀啦趴探民宿」，這個在布農族語是陡峭山壁的意思，其最大特色，就是有著從石壁冒湧而出，那真正純天然又獨一無二的露天溫泉，因為民宿位置就在「彩虹瀑布」步道旁，所以是名副其實的「東埔溫泉區」海拔最高的民宿，除了有溫泉SPA湯池，民宿也提供露營服務，另外，也別錯過民宿主人的手藝，像是傳統竹筒飯和高山愛玉甜點。 東埔溫泉住宿：櫻之泉溫泉會館前身是「觀瀑樓飯店」的「櫻之泉溫泉會館」，雖有幾十年歷史的老溫泉旅館，但依舊保存原本該有的品質，於2004年內外重新整修，還新增了和式茶房或露天陽台，甚至設置庭園觀賞區，讓旅人們度過美好的悠閒時光，既然名稱有櫻，門面確實有幾棵櫻花樹，每當櫻花綻放季節來臨，景色如詩很動人！乾淨簡單的客房都附有浴缸或檜木桶或戶外浴池，可以保有隱私盡情的泡湯。
東埔溫泉住宿：東埔大飯店曾榮獲南投縣政府全縣旅館業衛生特優店「特優獎」，「東埔大飯店」光是這點就讓講究乾淨衛生的旅人們趨之若鶩，共分成A、B兩館，所有設施也採用防火建材，衛浴設備也都全套進口，泡湯設備有著佔地150坪的頂級洞泉SPA水療館，包含台灣檜木烤箱藥草蒸氣室、腳底氣泡按摩步道、超音波按摩池、沖擊保養泉、動力湧泉浴、氣泡床椅、鵝頸沖擊泉、低溫活水養生池等，完全能盡情放鬆，徜徉在溫泉世界中。 東埔溫泉住宿：原鄉旅宿(原鄉湯旅)「原鄉旅宿(原鄉湯旅)」是在2011年開幕，設計現代新穎，房間也算寬敞舒適、簡約乾淨，且有多面的觀景窗，打開就能大口呼吸自然芬多精，而衛浴也有大面的觀景窗，可以邊泡湯邊望向外頭的自然景色，至於戶外有湧泉泳池，還有SPA沖水柱，可以達到強力按摩的功效，而且也有水上籃球框架耶~總之這裡也是個不錯的泡湯選擇喔！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3]，乳名大鸞，曾用名飛飛[3]、伍豪[4]、少山、冠生等[5]。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也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早期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曾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等要職。 周恩來出生於清朝末年，早年在家中私塾接受教育。在其親生母親萬氏與養母陳氏都不幸因病早逝後，隨其伯父離開江蘇故居，北上東北地區的鐵嶺、瀋陽等地求學。1913年，赴天津私立南開中學堂（今南開中學）就讀，後於南開大學肄業。曾短期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並為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少年共產黨骨幹。 1924年回國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參與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爭，並指揮長征。在西安事變中，他代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簽訂合約，共同對抗日軍。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負責國共雙方軍事與政治調停。日本投降後，陪同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前往重慶，與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於重慶談判。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代表中共參與北平和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直至1976年1月逝世。1949年至1958年期間，曾兼任外交部部長。此外，他也擔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職，並主持了中國的「一五計劃」和「兩彈一星」工程。[6][7][8]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對周恩來的官方評價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9]由於他一貫勤奮工作，厲行節儉，嚴於律己和關愛群眾，所以至今在中國社會中聲望高企，被尊稱為「人民的好總理」。官方和民間提及其人時往往敬稱為周恩來總理或周總理。 周恩來有兄弟兩人，名為周恩溥與周恩壽。與夫人鄧穎超在1925年在廣州結婚。兩人沒有親生子女，但收養了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內的數名烈士遺孤。 早年歲月（1898-1919）[編輯]童年時期[編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農曆二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於江蘇淮安城內駙馬巷的周家宅邸中[3]。其家族祖籍為浙江紹興，祖父周駿龍（又名攀龍，字雲門，後改名起魁）[10]:22，在清咸豐年間跟隨其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並在此定居。外祖父萬青選曾先後三次出任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區）知縣長達十年之久，官至淮安知府。 周恩來的生父名周劭綱，生母名萬冬兒[11]。其出生後不久，即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後由守寡嗣母陳氏撫養長大[10]:23[12]:11。童年時期的周恩來命途多舛，其出生之際，家族已然瀕臨敗落，年幼的周恩來曾隨家人多次遷徙住所。因生母與養母重視教育，故幼年的周恩來在讀書、習字等學業上頗有成績。然而不幸的是，生母萬氏因肺病於1907年夏天病逝，過繼給的繼母陳氏也於不久後早逝。兩位母親的接連病故，加之父親又常年在外謀生，促使剛滿10歲的周恩來操持起照顧年幼弟弟等的艱難家事，這也催生了其早熟獨立的性格與不俗的辦事能力。1910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賡離開江蘇，赴中國東北地區[10]:26，在鐵嶺銀岡書院學習[13]，自此周恩來再未回過家鄉淮安。半年後，轉入瀋陽奉天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讀書[14]:10[15]。小學教師介紹章太炎的《國粹學報》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這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 中學時期[編輯]1916年南開學校國文教師張暤如與部分國文優秀學生合影（後排左二為周恩來） 1913年7月畢業，8月16日考入天津南開學校[10]:28[14]:12，編入丁三班，在學期間表現優異，尤其作文為學校創辦人嚴范孫、張伯苓器之為「宰相之才」[16]。學校特免了其學雜費，這是南開當時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名額[17][12]:第16。青年周恩來相貌英俊瀟灑，在南開曾參加話劇「一元錢」的演出，反串出演女主角，相識了妻子和革命伴侶鄧穎超[18][19][14]:16。周與同學共同發起「敬業樂群會」，辦《敬業》月刊，同時也是學生會《校風》雜誌的主編。 南開大學及被捕、留學[編輯]1917年秋至1919年，周恩來赴日本求學。在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修讀日語，同時也去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大學旁聽，曾應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以及第一高等學校，但皆未錄取。後來應同學移居京都，準備投考京都大學政治經濟科。1919年4月，得悉南開學校即將創立大學部，周恩來決定返回母校南開唸書。臨行前，他將《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給南開同學張鴻誥[20]。
回國後在校長張伯苓處做秘書，張也允諾他來南開讀書。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亦積極投身運動，聯繫同學，參加集會，並與天津學聯的負責人馬駿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宣傳愛國思想。 1919年9月8日，周恩來到南開學校大學部註冊進入文科學習，學號為62號，其後大學部正式改名南開大學。1919年9月16日，聯合郭隆真，鄧穎超，劉清揚等人組織成立覺悟社[3][21]。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開學紀念全體師生合影。周恩來為最後一排左起第一人。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14]:31，並用筆名「伍豪」在報刊上發表時評文章[4][14]:36[12]:23。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四人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願，被當局拘捕[12]:24。7月17日獲釋。校方在直隸省教育廳壓力下，開除包括周恩來在內被捕學生學籍[22][14]:43。為此，南開校父嚴范孫特捐款7000銀洋，設置「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李福景出國深造[16]。1920年11月7日，周乘船留法勤工儉學。到法國後，在巴黎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後又轉到法國中部的布盧瓦繼續學習法文，但自覺吃力，後多依賴英文閱讀。1921年1月，周恩來準備投考英國的愛丁堡大學[3][14]:45[23][14]:47。在雷諾汽車廠做過工；在巴黎結識也是勤工儉學的鄧小平，並與趙世炎介紹他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24][25]。1922年3月周恩來從巴黎移居柏林，6月返回巴黎西郊的布隆恩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立[26][27]。 投身革命（1919-1927）[編輯]法國巴黎周恩來故居的紀念牌，他在1922至1924年居住於此。 在旅歐的歲月中，年輕的周恩來就表現出卓越的政治領導天賦和強烈的政治傾向[28]。1921年3月，他經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3][29]，隨後與張申府、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一說是吳明）共5人一起建立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30][14]:54-57。雖然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無代表參加當年7月的中共一大，但仍被認為是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8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不能赤化國民黨。1923年6月周恩來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執行部部長王京岐）。[31]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的政策，接受共產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這項主張後來被共產黨宣傳成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及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32]。 由張申府推薦，周恩來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33]，兩個月後繼任政治部主任[14]:70，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幹組成的「葉挺獨立團」[3][34][14]:17。1925年2月、10月，與蔣中正等一起組織領導了第一、二次東征[3][14]:73-75，期間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被授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階[3][14]:76-78,82。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3][14]:81。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並在年底轉往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14]:99-100。 第一次國共戰爭（1927-1936）[編輯]第一次國共內戰初期[編輯]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35]，迎接北伐軍入城[14]:105-111。同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國共合作破裂[14]:112-113。8月1日，周恩來與張國燾、賀龍、葉挺、朱德等人發動南昌起事[12]:40[14]:123，並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35]，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14]:115-116。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3][14]:124。1928年4月，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2]:42，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3]。11月返回上海，此後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組織成立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35]，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14]:117，並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4]從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報收集、鋤奸、安排工作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特科三科（俗稱「紅隊」、「打狗隊」）負責暗殺活動[12]:43-44，也被稱為「伍豪之劍」。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兼三科科長顧順章變節供出了惲代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後，顧家九人被特科暗殺，即「愛棠村事件」[36][37]。1929年，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中共領導人被白鑫供出並遭國民黨殺害，周恩來、陳賡等人亦設法暗殺白鑫[38][14]:170-171。 1930年3月，離上海經德國去莫斯科。7月，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把持中央，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愛棠村事件後，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開會，周恩來主持，史稱寧都會議，矛頭主要針對毛澤東[39]。任弼時等中央局領導以臨時中央的行動方針為依據，批判毛澤東「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免除軍事指揮權，前方由周恩來負責指揮作戰的建議。最後經周恩來折衝，通過留毛澤東在前方輔助周恩來指揮的決議。但毛執意離開前方，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40]。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並取得大勝。周恩來在1972年遭鬥爭時曾反覆檢討寧都會議後「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41][42]。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蘇區，同年秋，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也從上海到達瑞金，任軍事顧問。這時，正值國民黨軍隊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秦邦憲）遂完全依靠李德進行軍事指揮，由於軍事戰略錯誤，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陷入嚴重困境，中共中央與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統籌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團作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史稱「老三人團」[43]。 長征和遵義會議[編輯]1934年，紅軍長征開始[26][12]:58，1935年1月中旬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目前官方說法是，「三人團」受到王明「左傾」路線影響，遭到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批評，而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折損過半，周恩來認識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影響，在遵義會議中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對毛澤東重掌軍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黨和紅軍的決策；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為由朱德、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以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3]。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據遵義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在毛澤東提議下，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2]:60-61[44]。隨後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和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亦稱「新三人團」[12]:61[45]，全權指揮紅軍作戰。但不久周恩來即罹患重病，毛澤東遂逐漸取代周恩來負責指揮。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周恩來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3]，由張國燾接任。9月，在南下與北上問題上紅軍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三軍團和軍委直屬隊，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秘密連夜北上[46]。10月19日，紅一方面軍到達陝西省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12]:62。 長征期間，周恩來在毛兒蓋附近突患阿米巴痢疾，病情危急。警衛員從遠處雪山上取冰冷卻，並服用特效藥，最終得以康復。在1975年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時，提到這次病說「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後得的肝膿瘍病在那裡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3] 西安事變和國共合作[編輯]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國民黨領袖蔣中正，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前往西安同國民黨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3][35]。 抗日戰爭（1937-1945）[編輯]抗戰期間，周恩來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主任長期在武漢，重慶等地擔當國共之間的黨務交涉工作。周恩來同時主持了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宣傳中共主張。 1938年，周恩來同王明在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47]，後來在整風運動中作為與教條主義相唱和的經驗主義代表遭到批判。[48][49] 1939年7月，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一起前往「華北聯大」作題為《中國抗戰形勢》的報告，途中江青所騎騾子在過小溝時驚嚇了周恩來的坐騎，周摔下後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3][50]。在這之後，周恩來落下右臂無法伸直的殘疾。事後蔣中正派自己的道格拉斯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療[3]（接到烏魯木齊後由蘇聯方面接到莫斯科）[51][52]。在蘇聯期間，周恩來除了向蘇聯與共產國際方面匯報工作外，也帶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一些資助[53][54]。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為《新華日報》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對國民黨軍隊的做法表示抗議[3][55]。同年，中條山戰役國軍失敗後，重慶《大公報》指責中共軍隊在山西招兵買馬，游而不擊，周恩來撰文譴責，後《大公報》將此文章一併發表[47]。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進行整風運動，毛澤東、劉少奇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48][49]。此段時間，因周恩來曾與王明共事，而被毛澤東、劉少奇等定為「經驗宗派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凶」遭受嚴厲批判鬥爭，周被迫承認「我連續犯了罪過」、「中心關鍵在於反毛澤東」、「寧都篡軍為最高峰」、「一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56][57]。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專程向延安發信，表示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於黨[58]，1944年1月毛澤東連續復電季米特洛夫表示其與周恩來關係非常好，並無矛盾[59]。 《雙十協定》雖未起到兩黨預期效果，但對緩和當時國內緊張氣氛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5年4月-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3]。1945年8月，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任副主席[35]。 國共第二次內戰（1945-1949）[編輯]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進行重慶談判，國共雙方關係緩和，周恩來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60]。重慶談判直接達成了《雙十協定》的簽訂。此後，周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作為共產黨代表同國民黨代表張群（後改為張治中）、美國方面馬歇爾將軍組成「三人委員會」[61]，下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目的是禁止國共雙方軍隊的戰鬥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以及談判停止國、共兩黨軍事衝突的協議[12]:105-107。 1946年11月，由於在軍隊國家化和新政府組成等問題中雙方意見分歧無法調和，國共和談失敗，周恩來從南京返回延安[3][12]:107。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甚至一度攻占延安，周恩來則跟隨毛澤東在陝北轉戰[12]:109。1948年11月，中共部隊展開戰略反攻，周兼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35]，和毛澤東一同領導指揮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12]:117-119。1949年4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了20天的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1949-1966）[編輯]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級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62]:867。同時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之一[62]:869。10月21日，政務院成立，周恩來在第一次擴大政務會議宣布政務院任務：「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62]:87012月22日和12月23日，周恩來對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代表講話，談及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上下關係[62]:882。 1950年5月19日，中央軍隊整編復員委員會成立，主任周恩來，副主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62]:884。6月28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發表聲明：「我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聲明：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62]:9127月25日，周恩來作《妥善救濟失業教師、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62]:881。 後於1954年出任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全面負責政府工作[3][26][12]:130，同時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35]。1949-1952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擔負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並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了前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63][64][65][66]。 國家建設與反冒進[編輯]建國初期建設[編輯]1949年至1952年間，周恩來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63]。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周恩來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63]。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6年1月，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67][68]，會後主持制訂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69]，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高饒事件[編輯]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了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少奇，而高崗乘機奪位，劉高矛盾也惡化。於是周恩來和劉少奇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於七屆四中全會上批鬥高崗，使之下台。 反冒進[編輯]1955年，在經濟好轉的形勢下，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為首的部分領導人開始傾向於冒進，在經濟建設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現狀的過高指標[64]。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71]。其規定，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67年分別由1955年的預算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萬億斤、1億擔，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72]。為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周恩來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反「冒進」的主張[71]，卻因此遭到毛澤東的批判[73]。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華東地區四省一市中共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並表示「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慌起來了。」[72]周恩來被迫作檢討[71]。1月11日，毛澤東又主持召開南寧會議，並當眾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73]。5月15日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周恩來被迫再次進行檢討[71][73]，大會將這個8千多字的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代表[74]。會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和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75]。 但在此前後周恩來被免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外交部長等兼職，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74][76]。 廬山會議[編輯]1959年7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大躍進中的問題。16日，毛澤東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會議各小組討論。23日，毛澤東發言，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26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部長、副部長座談會，介紹廬山會議的情況，提醒到會人員劃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的界線。8月2日，出席在廬山舉行的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七千人大會前後[編輯]1960年至1964年，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扭轉經濟困難局面，總理周恩來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64][65]。 1960年3月2日，周恩來讀書小組召開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結束會[77]:45，周恩來稱：「中蘇兩國情況不同，經驗不能照抄。史達林對中國革命有有利於中國革命的意見，也有不利於中國革命的意見。史達林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但弄得農業長期不能發展。史達林第二個問題是肅清黨內派別問題，分了很多階段，才戰勝了反對派，統一了黨的組織。但他將人民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處理，於是肅反擴大化了。史達林第三個問題，是領導衛國戰爭勝利的問題，史達林有失去警惕性忽略防禦的一面，但是敵人深入了，他還是堅決抵抗。史達林三大成績之下，都有他的片面性。一國勝利以後沒有將革命繼續下去：黨內鬥爭極端化了；戰爭勝利後驕傲了，發展了大國主義。」[77]:489月30日，周恩來簽發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在周恩來親自修改中提出：1961年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77]:58。10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又稱為「十二條緊急指示」：要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農村人口出來太多，農忙時應當把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用在農業生產第一線，今冬明春應大抓生活，大搞生產[77]:59。12月12日至12月14日，周恩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總結經驗和重新作出決策：「我們做了錯事，看來有一半是由於經驗不足。今後必須慎重，要很好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改變目前的狀況，關鍵在於領導，在於決策，在於我們這些人。高指標幾年了，這次允許我們試一次低指標。如果低錯了，我們承認錯誤就是了。明年減低速度，這決不是什麼消極的措施。這是為了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之後，使我們的經濟工作有更大的改進，是我們主動搞的有計劃的『馬鞍形』。許多錯事中，人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這樣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動地搞『馬鞍形』。」[77]:60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影響中國經濟建設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發展，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77]:58-59。3月19日，周恩來在廣州到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南、華北小組參加討論：「是好是壞，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像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後，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了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77]:73-74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6月19日，周恩來在新橋會議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我們本來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説敢做。現在卻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説、不敢做。想，總還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説不敢做，少了兩個『敢』字。想得、説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難免的，這並不要緊，只要允許批評自由，就可以得到糾正。可只許一人言，不許眾人言，豈不成了『一言堂』麼？『一言堂』從何而來？是和領導有關，所以，我們要造成一種民主風氣。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77]:124 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召開（即「七千人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72][78]。1962年4月，被中斷3年之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作《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講話，200多名委員發言，提出400多件提案[79]:132。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80]。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派遣人員在海外持續購入黃金，以控制物價[81]。 他在任期間，還支持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主持興建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82][83][84]，並且是中央專委主任，兩彈一星（核彈、飛彈、人造衛星）工程的總策劃與總指揮。他對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都給予特殊的關注[76][85]。 1964年，周恩來親自導演了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86]。為了突出毛澤東，周恩來將劇目中南昌起事一節更換為秋收起事[87]。10月1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演員，祝賀演出成功和原子彈爆炸成功[88]。同一年，周恩來親自指導修改了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把歌曲推向全國[89]。 外交突破[編輯]1949年至1958年間周恩來還兼任外交部長[26][12]:130-131，參與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決策[90]。1949年10月3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復電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中蘇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來同毛澤東先後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等進行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就旅順口、長春鐵路、經濟援助等問題達成協議[3][91]。韓戰時期，周恩來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使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3]。 1955年，周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萬隆會議）[26]。在萬隆會議召開前，國民黨情報部門在香港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包租飛機）上安裝了美國中情局提供的炸藥，機上11名記者全部遇難[92]，周恩來因闌尾炎手術事先改變行程，倖免於難[93][94]。不過周恩來仍然堅持赴會，並在會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95]，促進了會議的最終成功[96]。會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印尼華人的國籍問題[97]。 1955年，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1956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埃及建交[98]。此外早期和美國的接洽也在暗處進行，為了召回被美國滯留控制的錢學森等科學家，周恩來利用外交手段，中美雙方進行了十餘輪談判，並提前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以換回錢學森等人[99]。1957年3月，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中，解釋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我們國家決定一個政策，根據政策進行的，不管是內政外交的措施，凡是關係大的，能夠盡量地多討論多商榷，總是對事情有好處的」[77]:103。1960年8月1日，周恩來在瑞士駐華大使納維義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稱：「中國願同各國和平共處，維護世界和平，並主張亞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簽訂一個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約，把整個地區建成沒有核武器的地區。這當然是一個長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我們將為此做不懈的努力。」[77]:1141964年，周恩來會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在上海達成協議。當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建交公報，中法建交[100]。同月，周恩來訪問幾內亞。到達當日，幾內亞為此全國放假一天，首都當地居民幾乎傾城夾道歡迎。總統杜爾親自駕車拜訪[98]。 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外交部，決定中止有關合同，撤走全部專家；7月底，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討論後，由中國外交部覆照蘇聯駐華大使館，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改變決定，因為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77]:113。1964年11月，隨著赫魯雪夫的下台，周恩來、賀龍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試圖修復中蘇關係。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間，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對賀龍說道：「不要讓赫魯雪夫和毛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雪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議，並率領代表團離開當日晚宴[101][102]。 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期（1966-1972）[編輯]文革前期[編輯]1966年2月1日，主持召開北京、河北、內蒙古、山西、陝西、山東、河南、遼寧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付災害、振興農業的對策和措施。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主持會議部署抗震救災工作。9日，赴震中災區慰問。22日，邢臺地區再次發生地震。4月1日，再赴震中災區慰問[103]。 參與文革[編輯]1966年9月15日，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林彪、朱德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1966年學生串聯期間，周恩來也參與了工作組。1966年8月1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3日，全會通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周恩來站在毛澤東一邊，積極維護文化大革命。12日，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親自勸說並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並首先稱呼林彪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04]。18日，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準備沖入故宮，周恩來指示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105]。23日，國務院擬定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稿，在次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被否定。30日，得知章士釗家被紅衛兵所抄的情況，將其秘密轉送到三○一醫院保護，同時，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31日，國務院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要求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各部門對黨和國家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次日毛澤東批示：此件不發。9月2日，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運動提出十條要求，在次日的討論會上被否定[106]。10月9日-28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集中批判劉少奇、鄧小平。1967年1月8日，造反派衝擊中南海各門，要求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它中央負責人，把沖中南海的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勸阻這樣的行動。2月11日-16日，二月抗爭後，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周恩來主持得中央碰頭會。 武漢事件[編輯]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飛赴武漢找軍區幹部談話，穩定局勢。21日，安排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到上海。22日，為穩定武漢局面，約陳再道、鍾雙華、傅傳作、劉豐、牛懷龍等十二位同志來京商討。對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一般認為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利用各種渠道從不同的方面減少動亂帶來的影響[26]，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75][107][108]，並保護了大批老幹部，但也有記載相左的其他文獻，包括陳再道案[109][110]和孫維世案[111]，但史學界爭論不一[112]。對於周恩來與劉少奇專案組的關係，楊成武則認為周實際上擔任中央專案組負責人和領導者，並針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主持專案工作[113]。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蹟文物在「破四舊」的名義下遭受浩劫[114]，周恩來不斷設法予以保護，從而挽救了大批珍貴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隊進駐保護杭州靈隱寺[115]、北京故宮[116]、莫高窟[117]以及拉薩的布達拉宮等。 伍豪事件[編輯]《伍豪啟事》，刊登於1932年2月17日上海的時報 1967年，天津的學生查閱1932年的舊報時，發現《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即1932年2月，國民黨用「伍豪」的名義發表周恩來宣布退黨的聲明），隨即將報紙抄件送給中央文革小組。5月18日，江青將南開大學造反派送來的材料送林彪、周恩來、康生，並附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談。」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同日，為此寫信給毛澤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併送毛澤東閱。信中說：「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毛澤東閱後批：「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1968年，北京大學有學生再次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毛澤東一開始沉默不語，後親自批示這是污衊[118]。 中蘇衝突[編輯]1969年3月2日，珍寶島事件爆發。4日，要求不沖、不砸、不燒、不抓、不打蘇聯駐華使館、機構和蘇聯在華人員，群眾隊伍同外國駐華使館之間劃一道線。21日，召集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陳錫聯及總參作戰部有關人員開會，針對蘇聯軍隊可能強占中國珍寶島的態勢進行商定。[119]之後，從莫斯科傳出消息，說蘇聯要用核武器轟炸中國的戰略基地、原子基地。 中共九大[編輯]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位列第四[120]。周恩來在會上發言高度讚揚林彪，稱讚「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事失敗後率領一部份起事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121][122]。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周在毛澤東、林彪不贊成情況下，帶頭積極支持江青、葉群進入中央政治局。[123][頁碼請求]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汪東興以及林彪集團成員與張春橋之間激烈衝突，引起毛澤東反擊。周與康生跟隨毛批判陳伯達和吳法憲，進一步受到毛信任[124][頁碼請求][107][10]:18。10月17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周恩來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會見在京一些老同志，向他們宣布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戰備疏散的決定。 林彪事件[編輯]1971年春，毛澤東針對陳伯達和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面政治鬥爭，並將鬥爭引向林彪。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指示，先後主持華北會議及軍委座談會，對黃永勝，吳法憲等人進行批判。在毛澤東、林裂痕越來越大時，周恩來奔走中間緩和關係，提議林彪主動找毛澤東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澤東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僅周恩來知情，以保密電話隨時聯繫毛澤東[107]。9月12日，毛澤東返回北京，當日夜，林彪出逃，周恩來全程主持了對林彪事件的處理。並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黃、吳、李、邱。林彪身亡後[可疑]，《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說，周恩來先和眾人一起露出久違的微笑，在只剩下紀登奎和周恩來兩人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時，周恩來當即失聲痛哭[125]。由於林彪之死，周恩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內的第二號領導人，僅次於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26]。 外交進展[編輯]儘管國內政治混亂，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仍有成效。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坦尚尼亞、尚比亞達成一致，由中國方面派遣人員技術及材料，援建坦贊鐵路[98]。 桌球外交[編輯]1971年4月7日，對外宣布正式邀請在日參賽的美國等國家桌球隊訪華。14日，正式接見參加第三十一屆世界桌球錦標賽後應邀訪華的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奈及利亞桌球代表團，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127]21日，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5月26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關係問題，並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7月9日-1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雙方先後同他舉行六次會談，最後商定尼克森於1975年5月前訪華，並確定巴黎作為今後秘密聯繫渠道，中美華沙渠道不再恢復。10月20日-26日，美國總統特使亨利·基辛格第二次秘訪北京，並與周恩來就中美聯合公報問題進行談判。26日，雙方就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128]，中美關係改善[129][130]。 重返聯合國[編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否決國民黨代表的中華民國提案[130]。 中美破冰[編輯]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應邀到中國訪問。中午，到達北京。下午，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森和基辛格。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尼克森總統和夫人舉行歡迎宴會。22日-25日，周恩來同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森會談[26][131]。26日，陪同尼克森和夫人前往杭州和上海訪問。28日，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0]:17，從而拉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序幕[130]。 中日建交[編輯]1972年7月6日，日本佐藤內閣下台，田中角榮就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發表聲明說：「在動盪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9月23日，同郭沫若等會見並宴請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負責人岡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席間對客人們說：我國有一句老話，叫作「飲水不忘掘井人」。中國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復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夠恢復，這是由於松村先生、高奇先生、石橋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難，做出巨大努力的結果。你們也做出了努力啊！25日，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華，上午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29日，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恢復正常。 糾左失敗[編輯]林彪事件後，周恩來組織進行批判極左思潮，對國民經濟、對外經貿、科教文衛、民族統戰等方面進行整頓。1972年9月30日，「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稿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先後兩次在社論稿中寫入「批判極左思潮」的內容，但均被姚文元刪去。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根據周恩來多次指示精神所寫《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張春橋、姚文元隨即指使人撰寫批駁文章，對周文進行圍攻。14日，根據周恩來八月初以來多次強調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報》用一個整版發表一組批極左路線和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為此，江青、姚文元組織批判會和批駁文章。周恩來說，林彪叛逃是極左路線必然的極左結果，但毛澤東堅持說林彪是極右，周恩來私下說：「明明是極左，怎麼是極右！」[132][133]1973年，國民經濟局勢得到明顯好轉。但毛澤東仍堅持文化大革命政策，周恩來的批左進程被迫中斷[134]。 晚年（文化大革命後期）、逝世及相關紀念（1972-1976）[編輯]身患癌症[編輯]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帶病工作[101]，1973年2月，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這時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中共十大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黨內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領導人。同年，毛澤東以外交工作出現修正主義傾向名義，發動對周恩來批判，組成「中央幫助總理認識錯誤小組」。 1973年10月，周恩來採納了時任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著名國際法學家厲聲教就領海寬度問題的重要建言，使得中國堅持了12海里而非200海里領海寬度的主張，並最終於1982年以既定12海里領海寬度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會議1982年最終通過了地位僅次於《聯合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成為主要簽字國家之一。[135][136]。 批周會議[編輯]1973年11月，毛澤東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的右傾錯誤[137]，江青、姚文元上綱上線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138]。毛澤東對此批評道「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迫不及待」的是江青，而非周恩來[139][頁碼請求]。為避免不必要麻煩，周恩來夫婦制定「三不」政策：「不接見，不通電話，不來往」。鄧穎超還叮囑身旁工作人員：「江青來，總理都不讓我們出來，生怕她一下看誰不順眼，慘了。」[140] 1974年5月，癌細胞擴散，6月開始，周恩來被迫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直到病逝，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術；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 批林批孔批周公[編輯]這一年，毛澤東與江青等人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批判黨內「大儒」，後來直接點名「批周公」。10月，在周恩來的提議下，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141][142]；12月，周恩來抱重病前往長沙，親自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計劃」[101]。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其後他再度擔任國務院總理，但是身體已經極其虛弱。國務院工作移交第一副總理鄧小平處理。其後，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三副一總），在周恩來的支持下著手對當時的局勢進行大範圍整頓[101]。周恩來對於復出後的鄧小平給予大力的支持[101][141]，並使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增長趨勢[66]。 評《水滸》運動[編輯]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後始辦追悼會，周恩來最後一次出席追悼儀式[101]。9月7日，周恩來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代表團，當時周恩來已經坦然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101][143]。10月7日，周恩來還不忘提醒楊度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144][145]，並在鄧小平探望時，告誡鄧須再三忍耐[107][144]。1975年冬，評《水滸》運動發動，將《水滸傳》人物宋江作為反面教材，影射黨內投降派。9月20日，周恩來在進手術室進行癌症手術之前疾呼「我不是投降派！」[146]，並給毛澤東寫信請求鄧小平接任總理，未獲回應。1976年1月7日，在彌留之際，周恩來臨終遺言道：「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101][107][143] 逝世及出殯[編輯]1976年1月8日北京時間9時57分，周恩來因膀胱癌醫治無效，於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逝世，享年78歲[101]。從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為止，他一共進行了13次手術[101]，身心和工作都備受折磨。 1976年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念中央送審之周恩來追悼大會上之悼詞稿，毛澤東失聲痛哭[147]:447[存在爭議]。周恩來逝世後，毛澤東已病入膏肓，沒有出席周的喪禮[148]。而「四人幫」的成員們對周恩來的逝世並沒有表露哀悼，反而相互慶祝。[149][需要第三方來源] 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主持會議並致悼詞，會場莊嚴肅穆，極盡悲傷[150]。遵其遺囑，周的遺體被火化且沒有保留骨灰[107]。其骨灰分別在高空被撒到了北京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及渤海黃河入海口等地。出殯當日，靈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百萬首都群眾聚集在長安街道路兩邊，自發組織起來悼念周恩來，即著名的「十里長街送總理」[151]。中國大陸各地舉行廣泛的自發紀念活動。僅僅幾天時間，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就放滿群眾敬獻給周恩來的花圈[148]。 後續事件及相關紀念[編輯]1976年4月5日，時值清明節。為紀念周恩來，北京民眾「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151]。但毛澤東通過毛遠新傳話，將此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直接導致鄧小平第三次下台。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被粉碎後，此事件被視為反抗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動，與當時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發生的悼念周恩來集會並稱「四五運動」，為打倒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眾基礎[152]。同年10月6日，毛澤東接班人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等，粉碎「四人幫」，兵不血刃，結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41]。 由於周恩來聲望高企，每逢相關節點其紀念活動一直在民間及政界進行[153]。2018年3月1日，中共中央舉行了周恩來120周年誕辰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給予其高度評價，稱「周恩來」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154][155] 家族與私人生活[編輯]個人生活[編輯]周恩來在留法期間，曾有過女友張若名，後因志向不同最終分手，此後雙方仍以朋友相處[156]。1923年，周恩來寄給鄧穎超一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背面寫著「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157]此事後兩人確定戀愛關係。1925年8月8日，兩人在廣州結婚[3]，婚姻持續50年。周鄧兩人的第一個孩子因鄧穎超革命任務在身而被鄧自行墮胎，此舉令周恩來大怒，故懷第二個孩子時悉心照料，將近生產時已近9斤。然而，在生產之時因體積過大造成難產，助產醫生使用的產鉗也損傷了胎兒的頭部，再次造成了胎兒的夭折。加之鄧穎超未及休息即為逃避國民黨追捕而從廣州一路奔波至上海，產後子宮沒有收縮，對身體損傷很大，導致無法再懷孕，因此兩人一直沒有子嗣[158]。此後他們幫助撫養了許多烈士子女，其中包括孫維世以及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被視為經典[159]，彼此總是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悲喜同擔[160][161][162]。雙方因為事務繁忙經常無法相聚，故鄧只能以書寫情書遠距表達對周之感情[163]。周恩來逝世後整理遺產，周恩來夫婦總共積蓄為5100元。其存款主要開支是資助親戚朋友，剩餘則交黨費[60]。 周恩來生性好酒，酒量不錯，但也有幾次醉倒的時候。首次是與鄧穎超新婚之夜[164]；第二次是在莫斯科，與蘇聯交涉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事宜前，和蘇聯領導人酒宴後酒醉[164]，事後周恩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檢討，毛澤東原諒並調侃道應該「和對方比吃辣椒」[165]；第三次是招待宴請參加韓戰歸來的將士，醉酒後寫檢討，並被毛澤東批評[165]。 周恩來在廉政方面對自己和家人要求甚嚴，在位時曾立下十條「家規」，堅決不允許其親屬以其名義享受特權或優待，也堅決不收受任何禮品賄賂，如果推脫不下也一定付錢，算作購買。夫人鄧穎超在周恩來任總理的20餘年間也未擔任過任何公職，其親屬與親屬的子女、家眷多自立謀生。周恩來也一直拒絕任何單位、親戚（包括其親弟）與個人修繕其江蘇淮安家鄉的故居，並下令將自己家族的祖墳全部推平，棺木就地深埋，以騰出耕地發展生產。周恩來童年離開淮安求學後，再未回鄉，部分原因是工作忙碌所致，另外一方面也因為周不喜衣錦還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封建社會的陋習，忌憚回鄉後自己和當地的親戚族人享受政府的各類特殊對待。周恩來逝世後，除了與鄧穎超夫妻二人的存款外，幾無任何遺產，周亦沒有保存自己的骨灰，要求火葬後立即拋灑，不設墳墓弔唁。留下的存款也多做捐助等用途。 周恩來與魯迅（本名周樹人）同為北宋大儒周敦頤的後人[166][167]。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宜在《周恩來始祖遷浙新考》中披露，周恩來的始祖周茂曾任元代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諡忠憲。」而《周氏破塘祖塋祭簿》也有「一代元泊府君，諱茂，字元泊。由進士官至左丞相，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封沂國公，贈太師。配司馬氏，繼施氏，俱一品夫人」等內容[168]。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據家譜記載，先祖是宋朝學者周敦頤，與魯迅（即周樹人）同宗。也有觀點認為周恩來直系男性祖先周茂就是元朝著名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的孫子伯顏察兒[169]。 周恩來近親家族關係圖，其中標為藍色的為男性，紅色為女性。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一共有親生兄弟三人，即周恩來稱呼的四伯父周貽賡、嗣父周貽淦和八伯父周貽奎。周貽賡與周貽淦均無後，故周恩來出生後不久便過繼給周貽淦做兒子，周貽淦的妻子陳氏也就成為了周恩來的養母。周貽奎與妻子楊氏育有一子周恩碩，在生母萬氏和養母陳氏相繼過世後，楊氏便成為了周恩來的監護人，直至周恩來離開江蘇北上求學。此外，周恩來幼年還曾有過一位雇來的乳母蔣江氏與其感情較好。
錢其琛評價：「稱周恩來同志為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奠基者，他是當之無愧的。」[170]:4[62]:910 在對周恩來的正面評價中，最著名的包括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話：「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171]」 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稱周恩來為能使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傑出領袖人物」；中國的兩彈元勛錢學森則指出，許多黨外人士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171]。 近些年越來越多被公開的史料，顯示了周恩來屈從甚至成為毛澤東「幫凶」的一面，比如在打倒高崗、饒漱石集團，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事件上，周恩來沒有一次不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171]。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李慎之在2002年曾與朱學勤教授談起過自己對周恩來評價的轉變，曾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並與周恩來有私人交情的李慎之說，他一輩子佩服周總理，但在晚年卻覺得周恩來在文革中的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1]。
故居及紀念館[編輯]紀念雕像和紀念碑[編輯]
相關文藝影視作品[編輯]
貨幣與郵票[編輯]
機車命名[編輯]1976年10月30日，在慶祝「毛澤東號」機車命名30周年大會上，在北京的參加全國鐵路100多個機務段學習「毛澤東號」模範機車組活動的司機們，出於對周恩來逝世的哀思和敬仰，請求鐵道部命名一台「周恩來號」機車。鐵道部隨即就向國務院請示在上海鐵路局內命名一台「周恩來號」機車。1978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了這一報告。1978年1月5日，東風3型0058號內燃機車被正式命名為「周恩來號」機車，配屬上海鐵路局上海機務段。 1984年「周恩來號」機車由東風3型0058號內燃機車更換為東風4B型2106號內燃機車，被人們稱之為第二代「周恩來號」機車；1997年，全國鐵路再次全面大提速後，由東風4B型內燃機車更換為東風11型內燃機車，被人們稱之為第三代「周恩來號」機車。第三代「周恩來號」機車號為「東風11-1898」，其1898年正是周恩來的出生年份[178]。2015年5月4日，「周恩來號」機車進行第四次換型，此次換型使用的是中車株洲電力機車公司自主研製的和諧1D型1898號電力機車[179]，並擔任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車上海至南京段的牽引任務，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車停運後，擔任K1558/1555、K1556/1557次列車上海至南京段的牽引任務，將來有望延伸到周恩來的故鄉淮安[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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